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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追光文学巨匠”栏目说开去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11月06日 02:02:5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成文化强国,离不开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经典之作。经典,简单说就是不会过时的作品,这些作品穿越时间烟尘、突破山河阻隔,对当下仍发挥着烛照和指引作用。本期三篇文章聚焦经典作品创作经验及经典性再阐释,敬请关注。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在不断认知、对话和阐释的过程中,其价值会不断得到丰富。在冰心、艾青、钱钟书、曹禺、夏衍、汪曾祺、臧克家等著名作家诞辰纪念之际,光明日报开辟“追光文学巨匠”栏目,连续以整版的方式,对每位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价值进行再阐释,丰富了对这些经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见,文学经典需要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得以确立。

  在不同的场合,我曾多次表达过,评价一个时期、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应该主要着眼于它的高端文学成就。所谓高端文学成就,就是具有经典性的文学作品。而经典文学作品,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筛选出来的最能表现文学价值、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作品。这一表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落实到具体的经典作品,它的指认是在一定的时间范畴内实现的,于是就产生了经典作品不断确立和颠覆的过程。

  确认文学经典是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规约下,在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抑或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具有的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因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

近期,光明日报推出七期“追光文学巨匠”专刊,梳理七位文学巨匠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展示他们创作对当下的启示。

  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对于经典的指认,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分歧,只是当时相对来说还简单些。古人虽然也无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学作品自身价值的规约,受到时代审美风尚、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类书和选本选择等的规约,但是,这些规约毕竟还限定在本土版图范围之内,还是“自家对话”的结果。比如,有了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的努力,孔子就可以成为经典;有了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的经典诗文作品,基本就没有大的问题了;比如《唐诗三百首》,入选的作品除了伪作之外,其经典地位也日久天长。

  这种由我们自己指认经典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文学。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被确认——“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经典地位难以撼动,就是排名顺序也经久不变。还有,以《子夜》《家》和《骆驼祥子》为代表的作品,一直被新文学史命名为“启蒙经典”,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被命名为“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文学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是当代大众文学的经典,等等。

  文学经典的建构,要与历史和时代对话

  经典的建构,不仅和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有关,更与不同时代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等有关。比如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有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规约和禁忌的形成,也无形中树立起了文学界的绝对权威,比如周扬。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对某些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他的肯定或否定,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就有了基本评价的依据。后来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发生于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联袂发表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章改变了百年中国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的编撰方法;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强化了这一观念并且诉诸批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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