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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民族国家: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07日 19:21:14

近年来,林语堂的作品在内地长销不衰。但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等林语堂作品有多个版本同时在市面上销售的热闹景象不同,林语堂研究在学界一直不是热点。他的双语写作似乎给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设置了语言上的障碍,而他一生辗转多地的生活也给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造成了困难。


近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前大部分林语堂传记不同,《林语堂传》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主要是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通信——向我们展示了林语堂享誉世界的多本英文著作的诞生经过;另外作者宣称此书着重于对林语堂思想的考察,他更在全书的开篇章节里提出,我们应将林语堂视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上的一位标杆性人物,与鲁迅和胡适三足鼎立。


《林语堂传》,作者: 钱锁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4月13日,在由北京大学文研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上,与会专家分享了各自对林语堂的看法。


林语堂在文化层面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


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毛亮看来,林语堂是一个具有极强文化感受力的人。这一感受力让他在中西方文化间找到了一个接驳点,从而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消化了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让这套实际上是异质的价值体系,可以为中国人所理解。


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初兴,随之涌现的是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像Richard Steele, Joseph Addison和Samuel Johnson。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奠定了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毛亮在林语堂和这批英国文化人之间发现了相似性。比照阅读林语堂和这批英国作家,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中找寻文化资源,用来消化对中国人来说陌生的观念的。


比如林语堂为人所熟知的“幽默”这一概念,毛亮认为,如果我们仔细加以辨析,就能看到林语堂所谓的幽默,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个“幽默”的概念,而是英国人所讲的mirthful and convivial way。在英国传统里面,这是一种能够让大家和谐相处的、促进人们友善交往的漂亮的说话方式,而中产阶级生活需要这样一种避免激烈争论的态度和技巧。


又如“性灵”这一林语堂从明代文人那里拿来的概念,可以和西方的wit相对照。再如“闲适”,闲适是中国人所熟知和喜爱的,林语堂用它来对应leisure这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典型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很像Tatler或者Rambler,而《人间世》像Spectator。”毛亮说。此外,林语堂的文章内容也多有和英国18世纪作家相合之处。比如林语堂曾经细致记述过他怎样买牙刷,怎样躺在床上、坐在椅上,这让毛亮想到Richard Steele的文章也是如此这般无所不谈,小到如何穿衣服、如何挑选衬衫、有人欠钱不还可以怎么办,大到如何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表态,Richard Steele都写。“文章讲的事情有小有大,但其实质是在构建一整套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


林语堂创办的杂志《论语》。



毛亮指出,这套价值观念或者说英美传统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特别是在林语堂用中文写作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充斥着左翼的和右翼的革命话语,在这两套话语的中间地带,林语堂用自己的努力将对中国来说陌生的英美传统——其实质是现代的、新兴的、中产的、市民阶层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化入到中国的文化话语里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林语堂拓展了汉语的表达能力,用明代文人性灵、闲适的话语,包容了一个异质的传统,使其能够在中国的传统里扎根,让人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毛亮说。


作为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林语堂与儒家中国和文化中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从作为世界主义者的林语堂所可能给予我们的教益这一角度展开论述。在牛可看来,“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是中国一直在追问的,尤其是去年以来,在外部环境的逼迫之下,有更多的中国人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思索。而文化生活——特别是跨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逼迫我们在新的情景之下来考量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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