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导航

如何评判“后三十年”代表作家?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4月01日 18:53:38

  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化,从而导致现实主义越来越多远离现实的僵化的、概念化的伪现实主义是反文学的,是读者最反感的,是没有生命力和生活气息和肌理的文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鄙薄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典价值和强大魅力。相反,我们现在急需走出狭隘的文学观念,改变那种回避现实、与生活隔膜、与世界失联的“闭门造车”和“自以为是”,以诚实、谦卑和朴素的心,来提高对自己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处理和整合能力。  

  一

  在中国高等院校的文学院或中文系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现象:搞古代文学的看不起搞现代文学的,搞现代文学的看不起搞当代文学的,搞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又看不起搞文学评论的。但好在一直有一批优秀的学者,面对圏内的“屡屡被人误解和贬低”,依然埋头于对当代日益增长而庞大的文学作品的评论与选介,依然埋头于当代文学史的建史与研究,涌现出了像洪子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程光炜、孟繁华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一大批很有建树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近期,程光炜先生主编出版了一套“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意在以“历史化”的形式,建立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自足性”和“规范性”,深化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和学科基础。其中,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所著的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尤为突出。三位学者分别用五万字规模的文章,对当代文学史作出了诚恳而精准的梳理,围绕当代文学史观的“社会共识”、框架结构、社会语境、政权基础、文学制度、文化思潮、作家作品等重要内容发表了各自诚恳而独特的辨识、洞见和描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的书写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和文化参照,并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工作也提供了新的文化视野和文学启迪。

  二

  关于当代文学的起点,他们形成了一致的“社会共识”,孟说:“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程说:“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是在20世纪40年代 ‘延安整风’中被规划和定型的”;陈说:“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标志性的界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方向和全部文学观念的转变,主要都源自于此。”

  尽管,对当代文学的起点是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共识”,但在阶段的划分上,三位学者的看法还是不一样的。孟是尊重历史语境,把当代文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结束于1976年的“四五运动”,其主流是“颂歌”和“革命英雄主义”。新时期文学始于1978年,其主潮是“社会批判的倾向”。新世纪文学始于1993年,最大的变化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市场文化的崛起,“狂欢化”是其主要特征;程则釆用政治史框架,把当代文学史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阶段。前三十年结束于“中美建交”和“‘文革’终结”,其特点是“战争思维”和“统治需要”。后三十年始于80年代的转型,其特点一是“去政治化”,二是“走向世界”; 陈是作为现代性的必然过程,把当代文学史划分为“新中国”文学、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三个阶段。“新中国”文学的特点是开创和清除。新时期文学的特征是恢复和变革。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是转型和多元。

  我个人认为,程光炜的划分还是较为合理的。因为,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到70年代末的“文革”终结,是一个大的社会语境。这个前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但它们都是新中国文学的阶段或者叫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阶段。这个阶段好多作家都不能适应这一巨大的变异和深刻的断裂,“转型”不过来,写“翻身农民”写得有声有色,可写“社会主义新农民”就怎么也写不成,写“旧社会”写得声情并茂,可写“新社会”就怎么也写不成。于是,在党全面领导文艺的这种“建制化”中,有的就成为了“历史清理”和“清除”的失败者和牺牲者,如沈从文、胡风、赵树理等等;有的就成为了“历史开创”的成功者和得益者,如周立波、梁斌、柳青和工农兵作家等等。所以,这前三十年,文学生态是接连不断的“文学运动”。前三十年,文学创作的题材是战争和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风格是歌颂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文学创作的结构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设计的叙事结构,绝大多数的文学创作没有作家的主体意识,大都是以人民和群众的名义进行思想和创作的。而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语境的不同。后三十年是逐步受现代性启蒙和市场经济冲击的文学,只不过是进入新世纪前后更加过度消费化和狂欢化罢了。所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可以说是“两重境界两重天”。

  三

你是否喜欢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