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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中国医疗题材文学作品述评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3月01日 06:29:57

作家对于医疗题材的选择、医生形象的塑造与疫病生态的书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医疗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记录了社会政治、生命伦理与文化场域之间的互文关系。白衣天使治疗的是人们肉身的疾病,而灵魂的工程师拯救的则是人们的心灵。对于医护工作者而言,挽救病患的生命是第一要义;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创作反映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则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长久以来,医疗与疾病作为承担着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特殊题材时常进入文学视野,对构建和形成某些重要的文学主题、美学风格及社会隐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世界文学的宏阔视域中,有着“弃医从文”经历或兼具“医生”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写作者其实并不鲜见。从英国浪漫派诗人约翰·济慈、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小说剧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等,到俄国作家契诃夫、苏联作家米·布尔加科夫等,再到澳大利亚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日本当代畅销小说家渡边淳一等,无不有着医学背景。正因如此,医疗题材和疫病书写成为前述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此外,在卡夫卡的《乡村医生》(1918年)、卡雷尔·恰佩克的《白瘟疫》(1937年)、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年)、让·吉奥诺《屋顶上的轻骑兵》(1951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年)、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理查德·普莱斯顿的《高危地带》(1995年)、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1998年)、丹·布朗的《地狱》(2013年)等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在没有医学背景的西方作家笔下读到疫病与身体及社会历史和伦理认知之间的密切关系。

进入20世纪,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以及内忧外患的复杂国情,使得知识群体尤其是具有人文情怀和民族责任感的作家,或选择放弃从医转而从事文学写作,或借助文学想象的翅膀将医疗与疾病叙事诉诸笔端。回顾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从现代文学名家鲁迅、郭沫若、赖和(中国台湾)、郁达夫、陶晶孙、冰心等,到毕淑敏、池莉、余华、侯文咏(中国台湾)、冯唐、安东宁夫等当代作家,其文学写作都与个人的从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作家对于医疗题材的选择、医生形象的塑造与疫病生态的书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医疗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脉络,一方面渗透着写作者对于现代生命伦理的认知与理解,另一方面也暗含着知识分子精神内核中感时忧国的思想情怀,带有拯救国家民族的隐喻特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承续和变化反映了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疾病医疗史,记录了社会政治、生命伦理与文化场域之间的互文关系。

“疾病医疗书写”的政治隐喻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东亚病夫”成为西方列强对于清末民初时期中华民族的蔑称,既讽刺中国人形容枯槁、身体羸弱,也暗喻中国人思想陈腐、故步自封。“东亚病夫”最早见于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办报纸《字林西报》中英国人所作的一篇英文文章,梁启超将其翻译为“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随后不久,梁启超在表现“维新救国”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中,将留欧多年回国救国的人物命名为“李去病”,取其“去中国积弱之病”的意义, 将其回国考察、探讨救国方法的过程比作“对病论药 独契微言”,取其为当时的中国“把脉问诊”“看病开药”之义。由于清末民初的特殊国情,19世纪末期的晚清小说以及20世纪初期的新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医生”形象,不仅医治国民身体上的疾病,更要拯救积贫积弱的国家政治,既要“医人”更要“医国”的“政治医生”形象成为了相对稳定的一种叙述模式。在鲁迅的《藤野先生》《药》《狂人日记》、沈从文的《若墨医生》等“五四”新文学发生期的短篇作品中,这种救亡与启蒙诉求下的“病”“医”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批判性体现。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在“五四”时期沉淀下来的写作原型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特殊语境之下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夏衍的话剧《法西斯细菌》(1942年)、陈白尘的话剧《岁寒图》(1944年)、巴金的小说《第四病室》(1946年)等文学作品中,许多治病救人的医护工作者选择放弃医生身份立志投身革命,完成从“医生”到“革命者”的转变。抗日战争全面取得胜利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医生”形象似乎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疾病医疗书写”重新成为十七年文学中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季康和公浦导演的故事片《摩雅傣》(1960年)剧本中,傣族医生依莱汗为扎娜用现代医疗方法接生了一对双胞胎;在玛拉沁夫的小说《在暴风雪中》(1954年),护士索丽娅冒着风雪让出乘骑,让医生赶去救助牧民难产的妻子,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使得母子平安;在徐怀中的短篇小说《卖酒女》(1958年)中,皆东医疗队助产医生赵启明救助了一个患有疟疾的卖酒女刀含梦,女子康复后成为村寨卫生所的接生员,不顾暴涨的河水为一位景颇女接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作家偏好书写现代医疗手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新生命诞生的情节,显然具有象征国家民族度过困境、迎接新生的政治隐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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