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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时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23日 04:58:51

我自称作家,但不是文学大宗的小说家,而是写更“小”的随笔的,几乎算不上文学。今天基本就我本人的随笔体验,谈一谈日本以及日本文学对鲁迅那一代以及后代的影响。

影响首先是精神层面的。

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写日本始终有一种悲情,往往难以有平常心。中国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清末的1897年,共13名。我跟着一起成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日本派遣公费留学生始于1975年,共6名,其中有即将卸任的大使程永华,当时由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当身份保证人。上世纪80年代出现出国潮,赴日留学或打工的人不绝如缕。好像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国人感叹,写起来都带有使命感。即使在日本写作,也常常是要向国内介绍或借鉴日本,大都不带有文学意识,不当作文学来写。哪怕写小说,也可能主题先行。我们观察日本,议论日本,有意无意总在做比较,中国始终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的参照。更有人借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或者打鬼借助钟馗。即便是加入日本国籍的人,也不会像那些在美国加拿大的人说“我们北美”那样说“我们日本”。

鲁迅那一代当然也不无这种情结。

1913年,郁达夫18岁,随兄长来日本,到1922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正好是日本的大正年间。大正这个年号短短15年,日本貌似有民主自由的风潮,而军靴声也越来越响。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更是“大”不“正”,就是在大正四年,迫使袁世凯政权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郁达夫先在东京读了两年,1915年到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简称八高),这是官办学校,日本有八所,相当于大学预科。先是在医科,翌年转到文科。在名古屋生活了4年(因为转学科,多读了一年),毕业后返回东京,创作短篇小说《沉沦》。日本小说好像写名古屋的不多,我只读过清水义范,他就是名古屋人,还有村上春树的《没有颜色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如果除了雷克萨斯专卖店,制造这种汽车的丰田公司在丰田市,和名古屋同属爱知县之外,那么,这个长篇完全没表现名古屋的风土及语言,大概是追求“无国籍”的文学效果吧。以名古屋为背景的小说,我最初读的是《沉沦》。这个作品完全是日本私小说的路数,我几乎是后来由此反过身来认识日本私小说。郁达夫离开中国,又离开了东京,陷入了孤独郁闷,何以解忧,惟有读书。他精通多种外语,读日本文学也不会少。例如田山花袋1907年发表的小说《被子》,写他自己和女弟子的纠葛,文坛上捧之为日本私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当时一般读者不大当回事儿。岛崎藤村继其后,1919年写了《新生》,不伦的对象从女弟子升格为侄女。相比之下,作为私小说,郁达夫的描写并不算露骨,最终不过是合法地嫖妓而已。令人注意的是他嫖妓之后的呼号——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常有人问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郁达夫在来日三年多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被日本人某讥笑,嘲讽我国弱。今后要一心向学,以图报复。”《沉沦》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的‘贱贼’还更难听”。以为鲁迅时代日本人用“支那”一词没有贬义,看来也未必尽然。

日本某大学教授武继平指出:“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日本也有它不尽如意的一面。那就是必须忍受浸透于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对中国人的歧视。这一点可以说是留日中国学生共同的切身感受。然而,日本这一特定的精神极度压抑的社会历史环境,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无论是言论还是行动,其高昂激烈程度令留学欧美的人难以仰其项背。这种现象尤其在近代以来非常突出,无论是清末驻日公使黄遵宪、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还是留学生鲁迅或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同仁,都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

郭沫若是1914年来到东京的,第二年考入六高,在冈山。也是学医科,和郁达夫一样。毕业后1918年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这使他后来有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机缘和能力,1922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影响大大超过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据鲁迅说,《域外小说集》在东京第一册卖出21本,第二册卖出20本,在上海也不过卖出了20册上下。自幼来日本的陶晶孙1919年由一高升入九州帝大医学部。几位文学家都是弃医从文,我觉得他们当初未必有多么深刻的想法,从中国来说,医和文最传统不过了,很容易互换。郁达夫本来想读文科,但兄长命他读医,后来和兄长反目,他作为报复,又跳回文科。郭沫若对于各学科或者不屑学,或者不敢学,就剩下学医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说法可能是有了大名以后的文学性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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