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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40年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14日 15:30:09

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价值得到肯定,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得以深入研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文学史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拓荒之旅: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另一只翅膀”

自上世纪初新文学登上文坛以后,通俗文学就被作为批判对象不断地被挞伐,它们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现代文学史的热潮中,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被史学家们确定为“封建文学”的逆流。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通俗文学作为文学的热点登上了文坛,其中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尤其受到热捧。1994年,北京大学聘金庸为名誉教授,不仅仅是对金庸小说的肯定,也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通俗文学的评价有所改观。

对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从两件事情起步。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全国10所高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被列入其中,由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负责编写。二是范伯群主持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于1986年被列入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至2000年,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在史料、作家作品、文学史三个层面上均有了标志性成果:芮和师等编著《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下,1987年)、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第1辑共12册,1994年)、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1999年)。这些研究成果第一次披露了众多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史料,第一次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评介和梳理,第一次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进行了史学研究,具有学术拓荒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范伯群教授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绪论》中开宗明义:“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史……事实是,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那么,我们曾将‘俗’文学这一子系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有人曾为此而沾沾自喜,多年来我们似乎‘自觉’地想维系这个‘抱残守缺’的体系。这个局面的造成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误解,而历史的误解是来自‘历史的误导’。”(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时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贡献就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填补另一半空缺。江苏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艾煊用散文的笔法给此时的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用一句简括的话说,那就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了另一只翅膀。”

多元共生: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史学地位

21世纪以来,金庸小说以及中国武侠小说的研究风采不减,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孔庆东《金庸评传》等著作相继出版,都曾引起社会反响。与这些文类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相比较,范伯群2013年出版的《填平雅俗鸿沟》具有更为深远的史学意义。在这部著作中,范伯群对学界一直流行的“两个翅膀论”作了重大的修正。“双翼才能展翅高飞,因此一度被称为‘两个翅膀论’。但是这仅是一个比喻性的形象化称谓。我既想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元化’的独步局面,又觉得用‘多元共生’的提法更显得‘学术化’。我认为,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潮流的承传上,在服务的对象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根据上述的理由它当然能成为‘多元共生’中的‘一元’。”(《填平雅俗鸿沟》第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两个翅膀论”是说明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一样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是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展翅齐飞,才能真正地飞翔起来,“多元共生”强调的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有着不一样的文学史价值,在历史传承、美学特征和传播运作等方面具有自我的特征和体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结构中,通俗文学与知识精英文学是多元互补的关系。“多元共生”观念的出现标志了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研究在深入发展,它深入到史学层面、文本层面和市场层面论述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价值。

拓展延伸:文学文化互文研究和当代通俗文学批评

既然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有着自我的价值,必然就有自我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表现。这个观点在陈思和教授为范伯群教授撰写的《序:范伯群教授的新追求和新贡献》中提了出来。陈思和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崛起以及中国大陆本土的流行文学、网络文学、影视文化的发展,我们怎样解释这些现象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他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通俗文学具有哪些文化现象,一个是要关注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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