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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1月21日 22:33:21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王宁

  摘要: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进入低谷之时,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效应。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不仅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予以重视,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型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近几年来在国内和国际文论界频频发声的张江就是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位学者。他在不少文章和访谈中,不仅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所陷入的“强制阐释”之窘境,同时也以自己的批评和阐释实践推进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进程。可以说,张江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和看法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也即不仅要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而且要更加注重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从而向国际文学理论界推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家。张江一方面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出发,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的困境作出了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也从中国的立场,提出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本文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批评性反响来证明,张江及其强制阐释论已经引起了国际主流文学理论界的重视。此外,作者还基于自己长期的国际化实践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世界文学;国际化;强制阐释;张江

  前言

  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已经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文学者的一个广泛共识和努力方向。在这方面,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起到了某种“排头兵”的作用。确实,随着第22届国际史学大会2015年在济南的举行、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在北京的举行以及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2019年在澳门的举行,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在文史哲诸主要学科领域内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身体力行,在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步履艰难地前行,迈出了扎实有力的一步又一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本文旨在从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入手,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国际化路径,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

  一、“强制阐释论”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为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莫过于“强制阐释论”,一些权威的文学理论刊物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刊物就这个话题发表了大量的批评和讨论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活力。这一现象证明了笔者几年前的一个判断: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进入低谷时,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效应。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问题,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型批评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重要性并开始具体行动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张江现象”就是中国当代学者型理论家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个案。张江自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在繁忙的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多次接受记者访谈,在这些文章和访谈中,他对当代西方文论所暴露出的“强制阐释”之特征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推进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些具体对策,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张江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不管是批评者或赞同者,提到强制阐释时言必称张江,这在当今的中国文学理论界确实是很少见的。我在本文中想指出的是,张江所提出的这一系列命题和看法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也即不仅要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加以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而且也要更加注重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从而向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界推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家。张江还指出中国学者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纠缠一些老问题,满足于一种“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式的理论独白,而更要注重与国际文学理论界的主流理论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同时他也涉及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否可以实现现代转型等问题。在这方面,张江不仅从中国文学理论的实践出发,批判性地分析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处的困境,同时也从中国的视角,提出了加快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进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的一些有效对策。我想这应该是“强制阐释”命题提出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全方位建构体现于诸多方面,具体包括文学本体、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建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具体和完整的价值体系。正如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在文论话语方面,决不是赤贫,而是满怀珠玑。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与西方迥异的文论话语”。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长期以来的唯西方文论马首是瞻的语境下,中国文论的这些话语特征被遮蔽了,即使是季羡林这位在中国的语境下曾经如雷贯耳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大师级学者在国际学界也被严重地低估并受到相当程度的边缘化。他生前对此已经深有感触,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送出主义”的策略,作为对多年前鲁迅提出的“文化拿来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时代和批评语境的局限,季羡林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和理论思想在国际学界得到关注和传播。而张江则将其付诸了具体的实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所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正是基于他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于的困境进行的反思,有着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此外,他还针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现状,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个具体步骤:(1)全方位回归中国文学实践;(2)坚持民族化方向;(3)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辩证统一。应该说,这些都是颇有前瞻性的理论策略,也是我们一切有着使命感的中国人文学者必须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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