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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战争的个性化书写——2017年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考察与分析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1月09日 22:55:36

(原标题:反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战争的个性化书写——2017年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考察与分析)

  年头岁尾,又到了对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回顾总结的时候。
  一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依然保持了足够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值得注意的作品主要包括刘庆的《唇典》、范迁的《锦瑟》、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张翎的《劳燕》、鲁敏的《奔月》、宗璞的《北归记》、严歌苓的《芳华》、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陈彦的《主角》、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陶纯的《浪漫沧桑》、马笑泉的《迷城》、李佩甫的《平原客》、须一瓜的《双眼台风》、范稳的《重庆之眼》、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乔叶《藏珠记》、田中禾的《模糊》、陈斌先的《响郢》、阎连科的《速求共眠》、傅星的《怪鸟》、黄孝阳的《众生迷宫》、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徐晓的《请你抱紧我》、傅泽刚的《卡博瓦拉》、徐兆寿《鸠摩罗什》、李亚《花好月圆》、禹风《静安那一年》、程青《绿灯笼》、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杨少衡《风口浪尖》、杜文娟《红雪莲》、修白的《金川河》、张新科的《苍茫大地》、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郝汝椿的《合盛元票号》等。
  翻检这些长篇小说,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位作家竟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艺术关注视野投射向了曾经的战争岁月。于是,关于战争的若干种想象方式,便成为了2017年长篇小说创作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侧面。认真地研究分析一下这些战争长篇小说,尤其在以下几方面显示出了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这些或许会对中国作家未来的战争书写给予一定程度的启示。

   首先,是一种现代反战思想的书写与传达。
  这一点,在几部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方面的思想在范稳的《重庆之眼》中,集中体现在那位被称为世界主义者的梅泽一郎律师身上。在日本的庭审过程中,一旦听到中方律师赵铁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性,梅泽一郎的脸色便一下子阴沉下来:“他先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前一个身份让他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和信仰,后一个身份则让他坚决反战,坚持和平理念。从中学时代他就参加过各种反战运动,从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到反对自卫队扩大化,一切跟军事、暴力有关的他都反对。”
  到了张翎的《劳燕》中,反战思想则是借助于新闻报道的方式而巧妙地穿插在小说文本之中的。借助于伊恩的日记这种形式,张翎对战争状态下人物一种特有的微妙心理状态进行了特别真切地揭示与记述:“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小时时进入了严重的疲劳期,脑子已经无法连贯性地思维,胃里开始产生饥饿的感觉。饥饿的感觉一旦产生之后,很快步步加深,脑子几乎无法从这张厚厚的蜘蛛网中挣脱,开始联想起在美国家中的各样食品;开始质疑自己当初擅自报名参军是否是一时的冲动;开始害怕如果在这次行动中受伤致残将如何应对停战之后漫长的未来?甚至开始质疑来到一个遥远的和美国并无接壤之地的外国参战是否真有意义?这一阶段身体的极度疲劳导致了心理的厌倦感,平时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开始莫名其妙地浮现……”请一定不能轻易忽略伊恩这段日记对于美军战士战争中潜意识的真切揭示。如果说由于长时间行军所导致的严重疲劳与饥饿感而诱发对于食物的联想,尚且不难理解,那么,由此而更进一步地联想到对于参战意义的怀疑,乃至于战争所不可避免造成的伤残现象,并由此而引发出对作为暴力机器的战争的整体否定情绪,很显然就是现代意义上反战思想的一种集中表达了。

   其次,是某种带有同舟共度色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表达。
  这一点,集中不过地体现在《劳燕》《重庆之眼》以及刘庆的《唇典》中。首先是《劳燕》,《劳燕》的题材本身,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色彩,因为作家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正是抗战期间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故事。毫无疑问,对于72年后终于聚集在月湖的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说,这位讳莫如深的女性,事实上是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只不过,在刘兆虎的眼中,她是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温徳,而在牧师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一位女性,3个名字,分别代表着她生命中的3个不同阶段。实际上,72年之后相聚在月湖的3位抗战老兵的亡灵,也正是围绕这位共同的女性,展开了对于既往生命历程的追忆。其中的故事焦点,当然是他们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在月湖地区相识、相交一直到最终分手的整个过程。其他不说,单是中美两国军人的并肩作战本身,就已经突出地体现了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味。
  然后,是《重庆之眼》中的战后索赔这一条结构线索的明显存在。在时间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之间关于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索赔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讼。既然迄今无一例对日索赔案胜诉,既然日本明治宪法修改无望,那类似于范稳在《重庆之眼》中所描述的“重庆大轰炸”索赔案,恐怕就几无胜诉的可能。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败诉后可以说所有人都表示要再次上诉,“生命不息,索赔不止”,但如果从法理的意义上说,类似的对日战争索赔却永远都不可能胜诉。这样一来,“重庆大轰炸”的索赔案,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那位永无休止地不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但或许也正是如此一种看似荒诞的行为过程,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见证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质言之,重庆固然遭受过大轰炸,但日本人却也真切体验过被扔在长崎与广岛的那两颗原子弹的威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日两国普通民众皆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样一来,出现在范稳笔端的第三条结构线索,就很显然牵扯出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命题。
  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唇典》中也多多少少闪现着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味。这一点,集中通过作家对战败后日本人悲惨遭际的描写而体现出来。“日本军人运走以后,白瓦镇陷入了彻底的混乱,火车站挤满了等待撤离的日本开拓团成员,被扒光衣服的日本妇女手挡在两腿之间,弯着腰撅着光屁股边哭边跑,日本侨民集中到火车站附近,进入侨俘管理机构。”在一部以东北抗战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中,作家能够以如此一种笔触描写战败后日本人的凄惨遭遇,一方面,固然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立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在另一方面,假若我们从相对狭隘的国家与民族的立场跳脱出去,联系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普通民众在抗战期间的悲惨遭际,来理解看待刘庆的相关描写,那么,其中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隐隐约约的存在,恐怕就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第三,是这些作品在战争书写上的个性化表现。
  《重庆之眼》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以真切的笔触,写出了中国人一种文化抗战的积极景观。所谓文化抗战,就是指在漫长的抗日战争期间,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作家艺术家,拿起手中的笔,以直逼眼下的抗战为书写内容,创作了大量以鼓舞民族斗志和士气为基本主题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的话剧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比较遗憾的一点是,在既往的抗战小说中,文化抗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表现。最起码在我,在《重庆之眼》之前,并没有在其他小说作品中看到对于文化抗战如此一种可谓浓墨重彩的关注与书写。
  与《重庆之眼》着重书写表现着文化抗战的主题有所不同,陶纯的《浪漫沧桑》则是一部虚写战争,实写爱情的作品。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历史长篇小说,因为作家关注重心的不同,又会形成不同的思想艺术面貌。约略计来,大约有三种样式。其一,在“历史”与活跃于其中的“生命”或“人性”之间更多地倾向于“历史”维度,以对“历史”的沉思为其突出特质。其二,面对着“历史”与“生命”或“人性”,作家双管齐下,力求在沉思“历史”的同时,也对“生命存在”作深度的勘探表现。其三,在“历史”与“生命”或“人性”之间更多地倾向于“生命”或“人性”,以对“生命存在”的谛视和“人性世界”的探索为其突出特质。依照我的理解,与其说陶纯在“实写爱情”,莫如说他在谛视历史进程中复杂的生命存在,勘探人性世界的深邃幽微。假若我们充分考虑到现实文化语境的复杂性,那么,陶纯看似有意规避“历史”沉思的“虚写战争,实写爱情”的书写策略,一方面固然凸显着作家试图在革命历史题材上有所突破的艺术野心,另一方面却也隐含有某种难言的苦衷,尽管说在一部历史长篇小说中,无论作者怎样自觉地规避,实际上也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掉历史观一种简直就是悄然无声的渗透与表达。
  相比较而言,海外女作家张翎在《劳燕》中,却是通过长达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叙事时间长度来实现她的战争反思的。只要认真地读过这部长篇,就不难发现,假若张翎只是局限于战争的范围来关注描写战争,那么,这所有的人性与命运裂变,恐怕都无从得以充分的表现。作家只有把叙事时间拉到将近一个世纪的长度,才可能尽可能真切地逼近人性与命运的裂变真相。而这,也正是张翎的战争想象叙事,之所以一定要在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展开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四,虽然不是所有的作品,但其中却也的确有一些作品在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上取得了不容忽视的突出成就。
  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恐怕就是刘庆在《唇典》中对男主人公郎乌春这一“英雄形象”的深度开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郎乌春这一人物形象。而评价郎乌春的难点,则很显然在于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他1940年的归顺日军行为。更进一步说,对这一行为的评价,直接关涉到了郎乌春可不可以被视作一位英雄的根本问题。事实上,要想评价郎乌春是不是一位视死如归的英雄,我们必须充分地还原致使他最终放弃抵抗归顺日军的具体历史场景。只要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不难发现,郎乌春之所以被迫放弃抵抗,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畏惧死亡,而是在明明知道必然会鱼死网破的情况下,为了保全战友的生命而做出的明智理性的选择。宁愿自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背负“叛徒”的骂名,也要想方设法成全战友的生命,很大程度上,能够拥有如此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精神的郎乌春,在人性的意义上才更加配得上英雄的称号。

  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三国演义》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可以提供很好的参照。《三国演义》中,那些战将们不断地在魏蜀吴三大社会政治集团之间徘徊辗转,即使是一向被视为忠义化身的关羽,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归降依附曹魏集团的经历。但千百年来,关羽的归降行为却并没有影响他千古义人的光辉形象。《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展示1912年到1922年之间,俄国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在相继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始终动摇于妻子娜塔莉亚与情人阿克西妮亚之间,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既是英雄,又是受难者。在他身上,既有着哥萨克人的美好品质,比如,勇敢、正直、不畏强暴,也有着哥萨克人的种种偏见和局限。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偏见与局限,导致他在历史巨变的紧急关头,只能够犹豫徘徊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但葛利高里的反复倒戈行为,却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有极大人性深度的英雄形象。倘若我们以关羽和葛利高里的形象为参照,那么,郎乌春自然应该被看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英雄形象。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王春林

(原标题:反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战争的个性化书写——2017年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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