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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常”与“变”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1月09日 08:06:55

  文学总是与人联系的,古今中外无数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表明,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发现人性、表现人性和丰富人性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斗争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透过茫茫尘埃,略去浮光疏影,用心去感受文学世界里那人性的“常”与“变”,我们便会懂得为何文学作品会有如此永久的魅力。

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常”与“变”

  人性之常——文学中的形而上

  文学中的人性之“常”伴随着人性之“变”出现在无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之中,尤其是那些忧生、忧世的作品中。《诗经》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表现了古人的情感。然而,千年之后我们捧之读之,却依旧能为它所表现的情感所触动,在我们心儿柔软的琴弦上奏出一曲曲优美亘古的曲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时空感,不论是古代、现代,还是未来的人,都无法将它从生命中抹去,难怪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东汉古诗“生不能满百,长怀千岁忧”则体现了人类对生命短暂的忧愁,谁人能逃脱生老病死?谁人能疏离营营乱世?生命之渺小如“寄蚨蚴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然而,也正是这种人生渺小、生命短暂激发了人类的动力,告诫着人们要珍惜生命、珍惜时间,这种感受古往今来绝不会改变——除非人类能够永生、时间可以停止。

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常”与“变”

  文学的人性之“常”还表现在人之情上:爱情、友情、乡情和祖国情。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人总是与他周围的人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经过升华沉淀凝结为情。人存在,情便存在;人存在,文学便存在。文学中的情不会因时代的变革而改变,不会因为时间的长久而稀释。它总是历时弥新、历久弥浓,深刻体现着文学中的人性之“常”。《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故事,我们今日读来依旧不禁潸然泪下;《庄子·盗跖》中记载:“尾生和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抱梁柱而死”,后来这则故事发展成为戏曲《蓝桥会》和《七世夫妻》,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不是嘲笑尾生的愚昧呆板,更多的是感觉他的可爱和他对爱情的坚守;昆曲《孽海记·思凡》中妙龄尼姑色空因年幼时多病,被父母送入佛门,但她终因不忍“禅灯一盏伴奴眠”的寂寞,而撕破迦沙趁师父师兄不在而溜下山去,以及《牡丹亭》里人能为情死、亦能为情生的浪漫宣言,都表现了人们对人性中自然而然的爱情的追求和执着;《红楼梦》更是一部人性史、人情史。

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常”与“变”

  除此之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纶送我情”以及“高山流水觅知音”所表现的友情,“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萦绕的浓浓乡愁,“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所抒发的爱国情......这些情都深深刻入历史,也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上。莎士比亚对于“是生存,还是毁灭”的追问以及康德“浮士德难题”等等,也都体现着文学中的人性之“常”。

  人性之变——文学中的形而下

  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性之“变”的例子俯拾即是,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样式”就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点。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来看,它不仅仅体现了某种文体的发展与衰落,更体现了不同时代下人们对情感表达的不同需求。诗言志,一直被尊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诗这种文体已逐渐无法满足人们表达情感的需要,于是兴起了字数相对更长、句式更为灵活的词。词源情,在重文轻武的宋代政治影响下,乃至后来宋朝的积贫积弱,深深压抑了当时的文人,于是他们便借助词来宣泄内心的情愫,或悲或喜,或婉约或豪放,成就了文学史上一代之样式。到了元代,异族统治导致的民族压迫与融合,文化的沟通,都市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以及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都为元曲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条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产生,思想的萌动,城市的发展和文学市场化、作者大众化等因素,则促进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繁荣兴盛。

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常”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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