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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翻译事: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20日 00:16:37

【编者按】
本文是与刘绍铭的一次对谈内容整理。刘先生学贯中西,著译颇丰,曾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访谈录音经由黄碧仪小姐誊打,由单德兴整理后,已请刘绍铭教授本人过目。

寂寞翻译事: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

刘绍铭
家庭与学思背景
单德兴(以下简称“单”):
能否先请您谈谈自己的家庭及教育背景?
刘绍铭(以下简称“刘”):
我的情况很特殊,从小没父没母,在1956年去台湾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可以看书的环境。我在香港没看过什么翻译的书,因为那时候我打工的钱只够糊口,根本买不起那些书。你看我的自传《吃马铃薯的日子》就知道,我都是自修,包括看报纸,所以报纸的副刊对我影响非常大。1950年代的香港报纸副刊至少是文字清通,不像今天的报纸,质量参差不齐。我到台大外文系以后,就是跟同学一起看书,可是我们都不是一般定义下的好学生,但会在下课后找夏济安老师聊天。夏先生的学问很好,只是有点口吃,课堂上讲书有时听来像天马行空,但私下聊天时对学生却很有启发,有时闲聊中的一句话就让我茅塞顿开。
单:那么台大外文系的课程对您的翻译养成有什么影响?
刘:我觉得初阶的翻译是可以教的,但高阶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我在台大外文系时是由朱立民先生教我们翻译,那是在1958或1959年,他刚从美国杜克大学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台湾。他对于米勒的剧本很感兴趣,所以教材就选用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班上有十一二个同学,朱先生就叫每个人翻译几句,基本上就是oral translation(口译)。这样其实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并不是我在批评老师,而是当时的资源有限,要是我去教也一样。当时没有教科书,什么都是“土法炼钢”。余光中先生用王尔德的剧本给学生翻译是个挑战,因为王尔德喜欢玩文字游戏,不容易翻译。余先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翻译课时,要学生交翻译作业,他批改了以后发回给学生重抄、订正,订正完再交回来给他看过,这种教法真是太辛苦了。
借来的生命:翻译犹太裔美国文学
单:
您后来从事翻译的动机为何?
刘: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比方说,我想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于是藉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
单:您英译中的作品里很多都是犹太裔美国文学,为什么?
刘: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那几本小说的作者是犹太人,所以我并不是有意为犹太裔美国作家发声。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周围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只身一人,非常寂寞。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伙计》这本书,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过玛拉末这号人物。这本书我一看就迷上了,于是几乎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找来看。《伙计》写的是有关“redemption”这个主题,而这是中国文学传统里所没有的,因此把“redemption”译为“救赎”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至于辛格的作品也是偶然发现的,也让我很感动,于是翻译了他的《傻子金宝》(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书中的主角傻子金宝相信救赎与天堂,如果不是用宗教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简直难以置信。在我翻译他的作品之后,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寂寞翻译事: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

在翻译辛格之前,我翻了贝娄的《赫佐格》(Herzog),他也是犹太人。谈到这本小说的中译,我有一件事多年耿耿于怀。我开始翻译《赫佐格》的时候,人在香港,但译到一半时必须离港,把我整个计划都打乱了,所以那本书的后半我就找颜元叔先生来译。他是我台大的学长,比我高四班,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所以《赫佐格》的前半部是我译的,后半部是颜先生译的。这些译作都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当时戴天就在那里工作。
当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透过戴天认识美国新闻处负责美国文学中译的费德曼(Harvey Feldman,音译)。他们找我翻译,我就自己挑了那些作品。巧的是,费德曼也是犹太人,但我起先并不知道。我从前有段时间担任职业译者,为了拿译酬也就没什么挑。有了大学的教职之后,不必靠翻译过活,就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翻译的作品,在那之后没有一本翻译是人家指定给我的。
翻译《一九八四》
单:您还翻译过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
刘:《一九八四》也是我借来的生命。我所谓“借来的生命”跟认同有关,我不认同的东西就不会翻。香港《信报》的老板林山木(笔名林行止)是我的老朋友,我1973年开始为他写稿,1983年他想到要我翻译《一九八四》,先在《信报》上连载,之后再出书。
单:当时也在台湾的《皇冠》连载。
刘:是的,《一九八四》同时在港台两地连载。1970年代,在台湾是好年头,《联合报》、《中国时报》跟其他出版业生气勃勃,两大报的副刊各用十几个人,时报老板余纪忠亲自介入,在“人间”副刊辟了一个海外专栏,专门向海外学者邀稿。当时有报禁、党禁,我们就以“海外学人”的身份在文章里夹带个一两句、一两段,透露一点消息。至于在台湾境内,编辑也卖命拉稿。我听说有副刊主编向古龙拉稿时,古龙拿脸盆盛满酒说:“你喝光我就帮你写稿。”就这样子拉稿,几乎把命都赔上。我的《二残游记》登出来时,一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来拉稿的,英文管这叫“courtship”。《中国时报》的高信疆跟《联合报》的痖弦斗法的时候,有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等,每逢出书就举办演讲会,很热闹。很多香港作家跑到台湾去参赛,在台湾领风骚。
单:您的《一九八四》先是台湾的皇冠版(1984)和东大版(1991),最近又有大陆版(2010)。我好奇的是,皇冠版把原书附录的“新语原则”(“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由正文之后改到正文之前,是什么原因?
刘:我不知道,因为我把译稿给他们之后就随他们处理,不再介入。
单:皇冠版把它放在正文前有点阻碍读者的阅读,东大版就放回正文后面。东大版除了原先那篇译序《日渐伸长的影子》之外,又加了一篇新的前言。
刘:我只能说皇冠版比较市场取向,东大版比较严谨。
单:东大版的前言里,结尾时您强调,如果有人要您列出十本改变您人生的书,您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九八四》列为首选。
刘:的确如此。
单:请问大陆的出版社是怎么跟您接洽的?销售情形如何?您先前提到董乐山的大陆译本,说那个版本只印了四百多本,流通不广。
刘:北京的出版社直接写信给我。出版后,我看了书里的文字,他们都没有改动,这很难得,应该是大陆真的很认真看待《一九八四》这本书。我翻译的简体字版销路应该不错,但实际卖出多少我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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