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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判断需要“标准”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03日 04:42:26

2014年9月,国家版权局公布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转眼两年半过去了,《条例》的正式公布迟迟没有音讯。但是,立法上的延迟,丝毫没有阻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下简称“民间文艺”)爱好者、志愿者的热情。他们积极行动,不仅在理论层面,更在实践中为保护民间文艺而默默工作。例如,设立在知识产权出版社的“知识产权认证平台”近日就推出针对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作品登记与认证服务。

民间文艺的作品登记与认证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其中问题之一就是民间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我国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公众把那些应用民间文艺技艺、知识创造的作品,或者在作品中能够反映出民间文艺特点的作品,一概称作民间文艺作品。例如,河北剪纸高手白秀娥创作的剪纸,山东“年画王”杨洛书创作的木版年画,统统都称作民间文艺作品。但这是不准确的。我们不否认白、杨二人对于民间剪纸和年画传承的贡献,但是,在具体的法律诉讼中,讼争作品都不是《条例》所指“民间文艺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当代美术作品。在那些作品中,不过是带有民间文艺技巧或者民间文艺元素而已。

由此可见,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在谈到民间文艺作品的认定和保护方面,笼统地说保护民间文艺是不够的,一定要落实具体的认定标准,即让执法者和公众有一个可操作标准,能够明确地识别出究竟哪些作品属于民间文艺作品,哪些作品属于应用了民间艺术技巧的当代作品。让民间文艺凸显出来,方能有效地辨认和保护。

在笔者对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的几十年间,接触到几个民间文艺作品纠纷案例,比如,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版权纠纷案(涉及赫哲族民间文艺曲调)、贵州安顺市文化局状告《千里走单骑》导演张艺谋(涉及民间文艺“安顺地戏”)等。

经过对上述几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认定民间文艺作品的3个标准:第一,有关作品流传久远,已经很难追寻到它们艺术形式的源头;第二,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它们可辨识、可复制,从作品中可清楚辨认出族群所特有的印记;第三,无法考证有关作品具体的创作者身份或归属,但作品传承族群以及族群外部公众,对于有关作品系族群集体创作的事实或者史实均无争议,有关传承人的身份获得族群公认。

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版权纠纷案起因是,《乌苏里船歌》词曲改编者郭颂,在一次公开的演唱会上,通过主持人之口,试图修改这首歌曲曲调的原始来源,将原属聚居在我国黑龙江一带的赫哲族集体拥有这首歌曲调的事实,改变为郭颂个人原创。这个修改企图引起了部分赫哲族人的不满,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起诉郭颂,维护其对赫哲族民间曲调《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即《乌苏里船歌》旋律和曲调来源)的合法权益。庭审的结果是,原告的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在《条例》尚未正式出台的情况下,法院判决民间文艺传承人胜诉实属不易。

纵观此案,赫哲族民间曲调《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完全符合本文提出的民间文艺的3三个标准。首先,这两个民间曲调流传久远;其次,两个民间曲调可辨识可复制;再次,只有赫哲族人申明对这两首曲调拥有权益,在权属上无争议。

在贵州安顺市文化局状告《千里走单骑》导演张艺谋等侵犯署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诉讼案中,起因是剧组在电影中使用了“安顺地戏”片断,但根据剧情需要,将“安顺地戏”改称为“云南面具戏”。原告诉称,拍摄时,安顺詹家屯的8位地戏演员表演了“安顺地戏”传统剧目中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且被告没有为影片中“面具戏”的真实身份正名,侵犯“安顺地戏”的署名权。本案一审中,法院认为,“安顺地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予以高度尊重与保护,但涉案影片《千里走单骑》使用“安顺地戏”进行一定程度创作虚构,并不违反版权法的规定。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裁判结果。

应当看到,法院驳回原告诉求的理由是,“安顺地戏”既非署名权的权利主体,亦非署名权的权利客体,故其诉求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如果当初原告的诉求更换为,对《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两出民间文艺表演主张(版权)保护,结局可能很不一样,本案判决的意义也会有重大变化。因为《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符合民间文艺作品标准(年代久远、可辨识可复制、权属无争议),从维护民间文艺传承人合法权益角度,原告方有可能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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