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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评论的“亮剑”之选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02日 06:18:38

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的作品有近150部(篇),经过前4轮投票的结果是:《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王尧)、《文坛新观察》(白烨)、《必须保卫历史》(刘大先)、《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李云雷)、《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杨庆祥)、《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张学昕)、《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郜元宝)、《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八九十年代“出走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程光炜)等10部(篇)作品获得提名;最终,经过第5轮投票,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白烨的《文坛新观察》5部(篇)作品获奖。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在文章开头罗列了本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的10个提名和5个获奖作品篇目,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变化,即在这个篇目中,专著(包括文论集)与文章之比例,分别是4:6和2:3。也就是说,在历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提名和获奖的作品中,单篇文章的数量第一次胜过了专著和文论集的数量。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本届鲁奖组织者和评选者的一种“亮剑”姿态,借此传达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表彰和鼓励在文学一线的现场发声,并以此和社科院与教育部诸方面的重学术规范、重研究系统的专题式、专著式、项目式的奖励导向拉开距离,逐渐找准鲁奖文学理论评论侧重及时和深度介入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动态性、有效性和战斗性。

当然,相较数量变化而言,获奖作品的内容更能表明这种“亮剑”姿态。“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说的就是文学批评的“失语”或“缺位”现象。而近几年来,我们逐渐感觉到了文学评论界的一种新气象,有一种蓬勃昂扬的力量焕发出来。在这次的参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批评家“举旗亮剑”的鲜明姿态。比如刘大先的获奖论文《必须保卫历史》就让人眼睛一亮。这篇文章只有6000多字,它可能创下了历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作品篇幅最短的纪录。但是,这样一篇短文却表明了一种立场坚定、毋庸置疑的态度——必须保卫历史。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学、影视创作中呈泛滥之势。而作者恰恰对充斥于文坛、银幕、荧屏、舞台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创作倾向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批评。

作者认为,历史书写不能被历史主义所窄化,更不能被功利主义所虚化;不能变成饾饤琐碎的堆积,而要有一种历史大义的担当。 所谓“微言大义”的“大义”就包含了一种道义褒贬,从而才使中国的历史成为了一种审美的历史、情感的历史、教化的历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价值观、要有导向性,“要保卫历史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虽然只有6000字,但是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同时又透着坚实、丰厚的理论支撑,而且语言精湛,才华洋溢,受到了多数评委的认同。

在获得提名奖的作品中,青年批评家李云雷的《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也是一部有分量的评论集。李云雷从2006年就提出了讲述中国故事这个话题,并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如今,“努力讲好新的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艺界的一个共识,这应该说是李云雷的一个理论贡献。他敏感于社会问题,专注于底层关怀,重提为谁写和写什么的问题,理论动力强劲,大势判断准确,不断地在诘难中展示出论辩性和说服力。虽然不乏峻急和操切,但确实在系列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如何讲好新的中国故事的一些初步设想,并对当下文坛包括一些名家名作进行了尖锐批评。

比刘大先、李云雷更年轻的“80后”批评家杨庆祥以文论集《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实至名归地获得提名。杨著思想触角敏锐,目光四射,甚至展现出了一种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见微知著的问题意识,并将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理性有机融合,被“80后”一代批评家公推为“领头羊”。刘大先、李云雷、杨庆祥们对理想的执著向往,对目标的坚定追求,以及敢于“举旗亮剑”的批评姿态代表了青年一代批评家的风采,形成了本届评奖的一大亮点。

相比较年轻人,白烨可算得是前辈批评家了。但他的获奖文论集《文坛新观察》也堪称“亮剑”之作。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关于习总书记文艺问题讲话的学习心得汇总,可以说是代表了文学评论界学习体悟讲话的深度与高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近40年来,白烨一直坚持在文学现场一线发言,或许可以打这么一个比喻: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马拉松长跑中,他始终陪着选手们跑。白烨每年都要为中国文学写一份详尽全面的年终综述(后来叫《文情报告》),密切关注文坛动态,既有对经典作家的持续跟踪,也有对新锐作家的积极推介,作出了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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