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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经典作家与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28日 16:50:52

近日,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共聚长沙,举办了一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会。与会学者围绕“经典作家、中国革命、世界视野”、“史料与理论”、“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经验”和“学术共同体”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以下是此次漫谈会记录稿的第二部分。

圆桌|现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漫谈:经典作家与

漫谈会现场
以周氏兄弟为基点的中日交流
小川利康(日本早稻田大学):实在很抱歉,首先要表示歉意的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既不年轻,兴趣点也游离主题之外(笑),我就说一点外人的话吧。我1984年第一次来中国旅行,1989年开始在大学任教从事研究工作,那时中国发生很多变化,它也让我不得不直面中国,思考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坦白说,我当时真的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中国,从此我也一直在努力了解中国。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感受,可能很多地方还是和大家不一样的。因为首先中国文学在日本是几乎没有人关注的领域,我上大学时本来从未想过学习中国文学,只是本科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学院规定本科生一年级一定要选门二外,于是我选择了中文,因为很多同学都说中文比较容易。最初我想真的搞文学,当记者或是随笔家之类,但在学的过程中意想不到地发现中国文学越学越有意思。我的同学知道我搞中国的文学后,都来和我说“原来你喜欢大熊猫啊”(笑)。现在的日本人还是普遍对中国的文学没有兴趣,而是对中国经济,如何在中国发财倒很感兴趣,很多日本人包括我的学生对中国文学这个专业毫无兴趣。
所以我怎么让他们对中国文学萌生兴趣,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我的生存问题(笑)。我从20世纪初日本同中国关系越来越深,但是同时发生了很多悲剧——日本伤害中国人民的状况出发,研究周作人和周树人在日本留学的事情,梳理其中的关系。所以我最近出的一本书里也注重讲解周作人和日本的关系,通过文本解读我发现周作人的文学里头有很多价值。如果有人问我,周氏兄弟在日本还值得读吗?我当然会说“是”。但为了给日本人讲解,我可能更多的是从周氏兄弟和日本文化的关系,受日本文化的影响的角度给他们解释。虽然我是个外人,但是我还是觉得通过种种立场来解读文学能看出新的价值,才是一个经典作家的真正价值。如果在鲁迅文本中找不到普遍价值,那它的价值也到此为止。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价值就在于此。我可以在其中找到当今日本人所共享的、普遍的价值——公正法治、民主制度的信任,从而来说服学生为什么要读鲁迅、周作人。还有一个方面是我想要通过局外人的观点,透过周氏兄弟来解释日本文化的特性,比如在周作人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日本人自身并未发觉的文化、审美观等独特性。所以可以从中觉察到日中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改变自己。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读者了解到鲁迅对日本的认同。
李乐乐(四川大学):我现在博士论文在写周氏兄弟的文章观,其中一部分关涉周氏兄弟的近体诗写作。小川老师写过一篇论文《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对我很有启发。鲁迅是经典作家,唐宋诗是经典文体,那经典作家如何处理经典文体?鲁迅和周作人自从投入新文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自觉地不去写近体诗。1930年代二周重写近体,出现了一类“合韵”现象,也是“复古韵”,曾经我们把鲁迅的这部分复古韵追溯到周秦古音,比如许寿裳就有这种说法,这是我问题的切入点。有趣的是,周作人在《老虎桥杂事》转入古风之前,《苦茶庵打油诗》等也是以七绝为主,也还是格律比较严谨的近体,同样出现了“合韵”的现象,但是没有鲁迅比例高。1930年代鲁迅近体诗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合韵的,周作人大概是九分之一,但无论是与同辈还是前人相比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周氏兄弟“合韵”的思路我是比较好奇的,鲁迅的用韵比先秦更宽但又合于音理,我觉得他是把握到了汉语元音的几个单元,然后重新定型,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元音系统。周氏兄弟的用韵方法既没有根据韵书,也没有完全根据前代人古体换韵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音理方面可能有其他的思路,前后也有一个自觉转变的过程。比如留日时期,鲁迅用汉语翻译英语诗歌,但他翻译成骚体之后,韵脚却严格遵守《佩文韵府》等韵书,这本身就很有反差,说明这一时期思路可能还没有完全转变。再后来开始写作白话诗,从西方、日本翻译俳句、散文诗,是想创造一种汉语的无韵诗,但总让人感觉鲁迅在创造新文体的过程中,更多是在领受失败的体验,每一个都没有达到他理想的程度。
赵陕君(北京大学):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有三个,其中,“中国革命”非常宏大、复杂,我甚至觉得研究者需要某种“硬汉精神”才能走近、谈论和把握它。而“经典作家”和“世界视野”,我想是不是能放在一起说,就像小川老师刚才提到的一点,经典作家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可以在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中找到普遍价值。那么,有一个疑问是,“世界视野”要放在什么样的范畴里理解?经典作家以及对他们的研究是否会自动带有世界视野?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论著将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大哲学家放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探讨普遍的问题。鲁迅研究是不是也是这样?去年夏天,我在关注鲁迅和爱罗先珂的比较研究,在某些文本内发现了他们的相似性,比如鲁迅的“铁屋子”比喻和爱罗先珂的“铁笼”意象。最开始注意到这个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微小的瞬间让我觉得鲁迅的形象有点坍塌,因为怀疑鲁迅是否有抄袭,不过后来继续阅读了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其它文本,发现不是这样。总体而言,在上面这样的过程中,我对鲁迅可能多了一点点认识——对于从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部分,说“祛魅”可能不大准确,更多的是不断发现自己的无知。所以,我对于鲁迅研究,对于我们的学科,还是保留着某种敬畏。
刘润涛(河北大学):我目前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1898年之前的鲁迅。当时鲁迅还没有成为经典作家,革命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主流。但因为鸦片战争的发生,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出了中世纪,被迫纳入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初步形成了世界视野。那么百年之后,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需要在世界视野内形成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承认现代价值和人类共识。我对构建宏大的体系,保持高度警惕。我是1978年出生的,大概是时代的关系,我到现在都始终牢记中国在经历巨大悲剧后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理论结果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但中时段或长时段一定能看出来。因此,我认为无论怎样宏大的体系都需要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现代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也正是如此,我才走上一条放弃任何预设的理论、观念,严格遵循史学方法来呈现历史的道路。傅斯年曾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我深以为然。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理论体系,而是认为触摸历史、呈现历史的道路尚且任重道远,打捞历史、重建史实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体系与史实重建,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分高下。况且一个宏大的阐释体系,在历史细节的逐渐呈现中轰然坍塌,这样的教训其实并不鲜见。
就我自己而言,进入这个行业主要是基于自己对中国何以如此进行追问的结果。从中国何以如此,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何以如此,再到鲁迅何以如此,逐渐找到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我试着把鲁迅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察鲁迅的生成。随着历史细节的呈现,似乎一个真实的鲁迅呼之欲出。我们评价鲁迅的目光,不能局限在用鲁迅的目光来看世界,而是要从世界来看鲁迅,即在世界视野中考察鲁迅的价值。回到鲁迅那里去,不仅仅要回到鲁迅自身,而且要回到鲁迅那一代人中,回到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中,来考察鲁迅的思想是怎样,对现代人的价值如何。鲁迅是伟大的,不是鲁迅研究的前提,而只能是一个观点,而且必须有比较、有鉴别、有论证,才可以确立这样一个观点。任何历史人物都不拥有可以逃脱历史评价的特权。我认为,鲁迅是否伟大,与研究鲁迅者的学术本身是否伟大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化创造力上,体现在他在“求真”的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不体现在他的研究对象上。
从求真的意义上说,我觉得,历史研究、实证研究对我们这个学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个被遮蔽的历史亟需得到呈现,这将改变我们的历史想象和价值判断。尽管历史考证是琐碎的,但正是在这种对真实历史的追问中,包含了我们对自己生存境遇和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理解与审视,包含了我们改变现实的努力,也就包含了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走向的深远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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