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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挖掘还欠深度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10日 00:38:24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率先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战场。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着侵略者的暴行,粉碎了侵略者反复申称的“速战速决”,创造了“中国战场奇迹”。在“中国战场奇迹”中,文学与民族一道承担着战争的苦难,成为中国民族潜力
的开发者的民族意志的鼓舞者。“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一种潮流,面向民众的时事性作品激励着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说:“抗战文学的文化精神史的价值高于它的文学艺术史的价值,它记录着中国精神不灭。”然而反观抗战文学作品,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陈晓明:缺少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入剖析
  在抗战时期,大量的左翼作家或称为进步作家投身于用文艺作品形式反映抗战。如郁达夫、台静农、楼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丘东平、何其芳、卞之琳、萧乾等,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左翼作家群。他们几乎都写过报告文学或战地通讯之类的文体,这些作品实际上构成了抗战文学的主流。这些作品无疑反映了左翼进步作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揭露,以及表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的英勇反抗,其伟大的进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看看这个时期发表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其数量相对而言不算少,但对抗战的表现,对那个时期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人性的揭示则很难说取得很高的成就。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现在被写入文学史的那些代表作品,如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等,茅盾的《你往哪里跑》,齐同的《新生代》等作品,描写了与抗日直接相关的故事,但这些作品也并未更深入地触及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在人的内心反应。不少写于抗日时期的作品,其作品的时代背景属于抗战时期,著名的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徐訏的《风萧萧》,等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中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有些作品涉及面更广些,如《风萧萧》、《风声鹤唳》,而这二部作品恰恰不是“左翼进步”作家的作品。从整体上来看,就整个抗战时期的文学来说,对中日两个民族及其具体人物的表现并不充分,尤其在主流的左翼文学中,可以留下的反映日本侵华历史,以及对这种历史有反思深度的优秀之作并不多见。
  有人说抗战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是一个情绪化和概念化的作品群。陈晓明表示,这样来评价历史上的作品似乎有失公允,而且是那样的一个特殊的战争年代。自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左翼传统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文学写作本身就难免在强大的政治话语历史化的推动下展开。在抗战之后,例如,解放区的文学或建国后的文学,几乎少有对二战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历史和人性进行深入剖析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影响和发行量都很大,如《平原枪声》、《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电影《地道战》、《地雷战》、《红灯记》等等,这些作品都从正面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讴歌了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但客观地说,这些作品在正面塑造抗日英雄的同时,一味丑化矮化最后鬼化日本侵略者。侵略者无疑是可憎恨的敌人,问题在于,作为文学作品,一味地,一律地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中来演绎抗日的故事,把复杂的历史和人性都简化。我们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他们千篇一律,都是“鬼子”,说着叽里咕噜的“鬼话”,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是一个鬼怪式的不可理喻。事实上,几乎所有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都是以这种二元模式展开的,《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地道战》、《地雷战》等等,鬼子凶恶野蛮、怪戾愚蠢,我方总是神勇无敌、所向披靡。我们当然不能要求那时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对日本侵华事件做出反应,或者在抗战结束后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对这一巨大历史创痛做出深刻反思,然而,实际情形是,这一巨大的创痛并未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留下多少印记,它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只是历史,而不是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创痛。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此做出的深刻表达和深刻反思如此之少是值得探究的。
  孟繁华:缺乏经典的抗战小说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作家群的抗日作品空前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是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抗战题材的文学艺术也随之日益高涨。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战戏剧、电影等,成为三、四十年代之交最重要的文艺现象。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高尚、纯粹和勇于牺牲,在这类文艺作品中表达的最为充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表达了参与战争的人对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的正义感和无畏精神,但另一方面,它也不经意地表达了对战争这一事物本身的态度。评论家孟繁华认为,战争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史上确实也创作了一些表达“抗战记忆”的作品,比如像《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以及其它电影等。但这些作品更注重表达的是对战争胜利过程的描述,以及对战争胜利的庆祝。而对战争本质更深入的揭示还没有完成。他说:“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关于这一题材的创作,多少年来,从来也没有超越国家主义的框架和‘暴力美学’的模式。在这个框架中,对战争的表现、反省和检讨还限于‘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二元对立中。于是,无论是战争还是斗争,只要被命名为‘正义’、‘革命’,那么,无论诉诸于怎样的暴力乃至肉体消灭,都是合法并且合理的。于是,在国家主义和暴力美学的支配下,与战争、斗争相关的文学艺术,都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血雨腥风’是我们在这一题材上可以概括出的统一风格。‘英雄’和‘敌人’,‘神’和‘鬼’是我们战争题材的基本形象。我们能够叙述的关于抗战的记忆,除了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如:《八女投江》、《英烈千秋》、《八百壮士》、《南京1937》、《血战台儿庄》;就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比如《最后关头》、《正气歌》、《孤岛天堂》、《东亚之光》、《松花江上》、《平原游击队》、《苦菜花》、《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鸡毛信》等。而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精神和心灵的感受、痛苦和伤害并没有、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叙事中得到更丰富、复杂的展现和表达。特别是战后,对战争的深刻反映还没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孟繁华提出有两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抗日战争这一题材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资源被不断地开掘。这一点我们和苏联的二战题材的文艺是非常不同的。在苏联,不仅有即时性的关于二战的文学艺术,同时,战争结束之后,对那场战争的反省、检讨和更深入的思考并没有终结。他们不仅有《莫斯科保卫战》、《解放》等全景式的反映二战的文艺,同时有《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通过战争对个人命运改变或毁灭的书写。劫后余生,他们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表达对战争极端化的体验。因此,二战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战争的审视和体验的表达并没有成为过去。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反映和表现内战的作品比抗战的作品更多更成熟也更有影响。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是“三红一创、保山青林”。这8部作品有5部是和内战有关的。阶级矛盾或者谁来统治中国的问题,作为创作资源或表现对象来说,比抗日战争更受到重视,因此也更发达。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像《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在当代文学史上也不是重要作品。因此,关于战争,关于战争中的人性及复杂性、多样性的揭示还远没有穷尽。这不仅需要作家的想像力,需要对战争这一现象的诚实理解,同时也需要突破经久不变的创作模式和思维模式。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宽容、悲悯等本身,就是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基本立场和感情之一。事实是,只有细部才能进入历史,也只有细部才能进入战争的本质。而人在战争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极端化体验,恰恰是我们理解、进入战争本质最有效的切入点。上述三部作品能够被中国导演所认同,并冒着极大的风险敢于将其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些作品的心怀感激和艺术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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