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导航

中国电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新叙事策略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17日 22:58:32

  从刚刚过去的国庆档电影市场趋向来看,观众对真实事件的兴趣似乎越来越高了。从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到去年的《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直至今年的《烈火英雄》《攀登者》《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国》,根植现实、取材生活、还原历史,已经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一种新的叙事策略。

中国电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新叙事策略

  不同于以往单纯完成任务式的重大题材创作,在政策环境和市场规律的双轮驱动下,当下中国银幕对真实题材的把握更多体现出自觉、专业和高效。给人印象深的有三点:一是反应速度。把历史事件改编成电影并搬上银幕速度很快,《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等新片从创意筹划、拍摄制作到全片完成,只有短短十多个月。二是类型广度。从军事、科幻到灾难,从登山、消防到航空,所涉领域以往国产片均鲜有踏足,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电影类型化创作空间。三是制作高度。香港导演、内地制片和海外特效技术的三者结合,呈现出较高的成片品质,尤其在表现灾难场面的视觉特效和真人实景拍摄方面,似乎已不输好莱坞。

  整体上看,这些取材于真实事件的电影用力脚踏实地,一扫浮躁之风,再现久违的银幕现实主义。从《烈火英雄》《攀登者》到《中国机长》,无论是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演绎、纪实美学的传统回归,还是类型电影的创新制作,都有不少突破,带来了良好口碑和票房。当然,成品并不代表精品,这些影片在内容题材的挖掘、类型叙事的表达以及英雄主题的演绎方面,尚有不少提升空间。笔者认为,历史真实事件的影像表达,关键在于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的取舍、行业题材和故事类型的区分、叙事逻辑和抒情张力的平衡。

  纪实性:历史语境和艺术虚构

  “一个人,一个故事和一个年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策划理念是“吾国吾民”,七位不同风格的导演选取七个共和国发展历程中的历史瞬间,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这种借鉴国际电影节大师短片集锦的做法并不新鲜,但非常契合国庆档的主题演绎。它的出新在于颠覆了以往献礼片明星走秀的“晚会式”套路,隐喻着创作视角的一个重要变化:由以演员为中心变为以导演为中心,以宏大叙事的大片模式变为短视频创作的短片模式,以重大事件还原的纪实风格渐变为“大事件+小人物”的虚实结合。

  虚实问题,是纪实电影表达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多种不同的取材视角。

  于重大历史现场中拆解个体生命体验。《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讨巧、合时和炫技之作,它较好地处理了焦点和景深。用开国大典、原子弹研发、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航天与扶贫和阅兵检阅七个片段为底色,勾勒以重大事件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历史语境,然后,组织各路人马对这些“核心现场”进行有趣拆解,通过抢险、离散、奇遇和救赎等一系列讲故事技巧,描摹出一组组鲜活生动的小人物,牵引观众走入全民记忆。全片真正的对焦在于唤醒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怀旧,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把历史闪回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

  于再现历史事件过程中重新建构主流价值。《攀登者》是一部具备史诗性构建的电影,面对冰封的历史,它采取了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手法,使主题呈现出复杂多义的意涵。影片取材于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真实事件,并通过艺术性的演绎为观众展现攀登过程中的三层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光荣和梦想”,表现对“中国人的山要中国人去登”的致敬;第二个台阶是“信仰和传承”,表现对“每一代人的使命都高于一切”的攀登精神的纪念;第三个台阶则是“尽职和取义”,表现对“山,在那里”的职业操守的敬畏,从伦理角度探讨“要摄影机,还是要命”的两难抉择,进而叩问牺牲的价值。显然,《攀登者》并不满足于简单还原历史,而是将个人命运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攀登的终极意义和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于定格的历史瞬间中全景回溯事件过程。《中国机长》取材于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经历的一段生死旅程,中国机长成功处置飞机风档玻璃脱落的危机,创造了全机11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幸存的世界民航史奇迹。这个题材固然千载难逢,奈何观众具有全知视角,要让人们猜得到结局,猜不出过程,影片需要解决的是密闭空间内的紧张感、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和角色人物的动作线。编导采取了全程写实手法,遵循类型片的叙事模式,表现空中历险的惊心动魄,对历史事件进行还原。而取材于2010年“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的电影《烈火英雄》,视角选取如出一辙。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