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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巫宁坤逝世:“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17日 04:33:35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约翰·斯坦贝克、克里斯多夫·伊修武德、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此外,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


在上世纪40年代,巫宁坤就读于西南联大英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珍珠港事件之后,巫宁坤选择投笔从戎,为美国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巫宁坤想重返学校完成学业,获得批准后就地复员,次年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攻读英美文学,他是当时学院中唯一的外国学生。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之后,巫宁坤选择继续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R.S. Crane),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 S·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51年,正在忙于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在收到邀请之后,巫宁坤选择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立即下定决心回国任教。从旧金山离开美国之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李政道还专程前来送行,为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回国后不久,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押往监狱的巫宁坤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在随后的几年中,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保外就医”,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开始以后,巫宁坤被关进“牛棚”,继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1970年刚从“牛棚”出来,又被取消职工待遇,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1年退休之后定居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巫宁坤。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这是巫宁坤1986年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撰文《从半步桥到剑桥》时对自己苦难历程的高度概括。该文后来扩展成他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英文版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之后也出版了中文版。


经历了曲折艰难的一生,巫宁坤对于苦难的经历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


“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我们曾在2005年采访到巫宁坤本人,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故事。在此我们将原文再次推送,以表纪念。


巫宁坤:和菲茨杰拉德有缘


采写 | 陈远

口述 | 巫宁坤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大才子


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要说翻译生涯,这是最早的,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更早些,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像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去看吧。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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