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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文学的激流,译者要怀着虔敬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07日 13:29:10

王杨:李老师,您大学学习的是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曾经做过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还曾经担任商务部的培训教授,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小说,后来又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能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和文学以及翻译结缘的吗?

李尧:1962年我16岁时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从ABCD开始学英语。和现在恨不得刚会说话就学英语的年轻人相比,“起步”太晚。但我读书时非常用功,仗着记忆力好,4年间,读了不少英文原著和从别的文字翻译成英文的世界名著。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甚至巴金的《家》。我还有意识地对照这些著作的中文译本或者中文原著,逐字逐句研究,获益匪浅,为日后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这个人有点好高骛远。大学三年级,我试着从英文版将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灯塔》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好玩。我1966年大学毕业,1968年开始工作,当记者、编辑。虽然英文没有派上用场,但我喜欢这一职业。因为我自幼喜欢文学,从小就立志当作家。在我的心目中,记者、编辑离作家只有一步之遥。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我总是积极地到牧区、农村、工厂、部队采访,体验生活,与当时的英雄人物如龙梅、玉荣近距离接触,有意识地从他们身上学习优秀品质。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包括社论)变成铅字,在报纸上发表,我心里充满喜悦。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我有幸被选中,离开五七干校,在安柯钦夫先生(曾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带领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写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1975年到1976年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多部作品获自治区文学创作奖。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圆了儿时的“作家梦”。但我时刻记得自己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丢掉辛辛苦苦学来的英语,就是丢掉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因此,我在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坚持学习英语。从1968年离开学校到1976年“文革”结束,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我也仍然与英语为伴。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是我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最好的教科书;从“学习班”到五七干校之后,我利用劳动间隙,读完了英文版《约翰·克利斯朵夫》。1980年,我的第一本译作《一路雷霆》出版,实际上,早在1970年我就完成了主要篇章的翻译。当时并没有想到文学翻译将成为我奉献一生的事业,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念头:不要把英语忘了。

  我真正有目的地开始文学翻译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心底理想的种子发出新芽。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文艺思潮,我一方面想努力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填补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我国在英美文学译介方面的空白。但当时我手头资料奇缺,只能从念大学时节衣缩食买的几本旧书中寻找可以翻译的材料。1979年,我在《青海湖》第一期发表的译作《梦星空》译自美国1912年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est Short Stories。随后发表的《航海》《鬼新郎》译自1901年美国出版的IRVING Sketch Book by Washington Irving。这两本现在供在我书架最高处的百年老书,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当时很苦闷,不知道路在何方。硬着头皮给素未谋面但敬仰已久的王佐良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并不指望先生能够回信给我,因为王佐良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大翻译家,而我只是远在内蒙古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曾想,我很快收到王先生的回信,他还给我寄来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的两个短篇小说《紧身甲》和《小马驹》的复印件。王先生在信中鼓励我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还告诉我怎样通过图书馆“异地借书”。王佐良教授的信对于我是极大的鼓励。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他的希望,很快将这两个短篇小说翻译发表。8年后的1988年,我和王教授第一次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见面,提及此事,他还依稀记得。他一生中不知道帮助过多少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

  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我不只得到王佐良先生的帮助,还得到许多老一代翻译家的支持和鼓励。傅惟慈先生知道我无书可译后,把他手头的《人猿泰山》一书寄给我让我翻译。我特别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地阅读翻译。译好之后,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崔艾真和我一起骑车到白家庄董乐山先生家,请他为译本写序。董乐山先生欣然命笔,在序中说:“在我国,虽然早在30年代就有了《人猿泰山》的译本,但译文质量粗劣,而且早已绝版。现在重新翻译出版,我们稍加领略,就会发现它集写实、推理、冒险、科幻于一炉,是一百年前非洲丛林的风俗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画,也是一部浓缩了的人类进化史。”董先生的序言无疑也是对我翻译的肯定,对初出茅庐的我意义可谓大矣。该书很快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了10万册,这个记录在我的“翻译史”上,至今未能打破。之后,董乐山先生还将我翻译的《收藏家》推荐给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先生,使其顺利出版。该书后来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台湾可筑书房再版,为我赢得赞誉。在我初学翻译的日子里,老一辈翻译家就是这样无私地帮助我,让我难忘。我至今珍藏着叶君健、孙绳武先生写给我的信,珍藏着董乐山、江枫、蓝英年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送我的书。当我在一片荒漠里艰难跋涉时,他们的关怀和支持就是一股股甘泉,滋润我,鼓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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