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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29日 13:24:56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自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出故宫,500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也一直是中国最高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说,所谓“正统”与“道统”的中国文脉,500年来皆天赋于此。

  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陈寅恪等的人生际遇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学术上“独立自由”,在精神上“始新终旧”的民国学者,王国维无疑是典型代表,且与故宫及其旧有政治文化秩序联系最为紧密。无可否认,作为王国维精神世界之中心的故宫,在其“行走”了17个月之后,这座精神圣殿就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而发生“逼宫”事件(溥仪被迫搬离故宫)中,轰然倒塌,化为乌有。一直对现实世界无欲无求的王国维,其个体生命唯一能获得存在感的那个精神世界,此刻也荡然无存。一生保持着精神洁癖的王国维,当然义无反顾、毫无留恋地要一死了之,带着为“道统”陪葬的意志,以及那个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神圣归宿感的“故宫”,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王国维开始,梳理与探寻故宫的近代文脉,似乎总绕不开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的“逼宫”事件。于是,围绕这一事件,我将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对此事件的不同反应,作为后续篇章,以此比较旧式传统文人与新派知识分子对“故宫”这一文化象征的迥异心态,希望借此予今世读者某种微妙深沉的观感。

  可以看到,这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勇立潮头的新派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乃至故宫本身的文化意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对溥仪的遭遇抱以深刻同情,对整个故宫的命运予以高度关注。1924年11月5日,已经两次进宫见过溥仪,对这位末代皇帝印象并不算坏的胡适,突然听闻了冯玉祥兵占故宫的消息。他为之愤愤不平,当即给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写公开信,抗议军队以强暴蛮横的姿态驱逐逊帝,背弃了早已签订的《清室优待协议》,强调说这一事件实为“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随之而来的,康有为四处游说欲请溥仪还宫,章太炎坚请政府拒还故宫等,都可以看作胡适这封公开信所衍生的争端种种。当然,胡适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争,终究还是以溥仪迁居、故宫国有而告终,但善待国民遗产、慎管故宫古物的动议,多多少少还是对当局有所触动。当时写联名信抗议胡适的李宗侗,后来就成为故宫文物的清理与保护者。

  在“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扮演了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要角色。

  诚然,皇权终究为民权所取代,皇宫终究成为博物院,历史潮流无可阻挡。接下来,则是深藏于故宫的史料文献宝库大门就此洞开,故宫文献的整理与利用被历史性地提上日程。鲁迅曾经写过《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将民国建立之初,故宫“大内档案”的散佚乱象一针见血地披露,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各种“内幕”消息纷至沓来。

  “大内档案”是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朱谕、实录、则例、典籍、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档案。清代内阁历年来所形成的档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时至晚清,政局动荡,清廷早已无暇监管历年来形成的巨量内阁档案。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决定将所存大批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因学部参事罗振玉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由学部暂管,这批档案始躲过一劫。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内阁大库档案又改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历史博物馆,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档案初步挑选出来放置于故宫午门楼上,剩余的档案则装入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之中。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又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其中大部分档案装了8000麻袋,以银洋4000元售出,这即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在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悉数登场,各自扮演着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要角色。将他们与故宫的这段因缘,清楚明白地叙述出来,自然是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的又一重要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故宫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文化脉络中继续享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史学术方面居于重要地位,皆与这部分曾经出入故宫、清点内档的民国学者有着重要联系。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为故宫古建做测绘的梁思成、刘敦桢等;还有为研习古代绘画,终日坐在故宫展厅临摹古画的金拱北;为接近溥仪以观故宫秘藏古画,乔装成日本画商的张大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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