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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有彩凤双飞翼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19日 08:04:57

左贞观——很早就从音乐学院朋友那儿听说了这个名字,而且知道他是“中国人”,又是“俄国人”,更是中俄双向的友谊使者。

1.有缘千里来相会

1989年,我在苏联的《音乐生活》半月刊上读到左贞观先生的署名文章,翻译出来,以“苏联作曲家看中国”为题发表在我国《人民音乐》月刊1989年第11期上。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一个电话,那头自报家门说,他是左贞观,受俄中友协副主席库利柯娃之托捎来一些资料。我去到他下榻的静安宾馆,他开门出来,我竟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见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面孔,哪有半点“洋面孔”?哪像个混血儿?

他说他也早就知道我,收藏了我编译出版的几本俄苏歌曲集,还看到了我把他的文章翻译发表在《人民音乐》上。左贞观那天还送了我一大摞中文版《苏联妇女》“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栏目的剪报材料。这个栏目几乎每期都有,占两个页面,专门选介20世纪60~80年代苏联最流行的歌曲。我曾给《苏联妇女》编辑部去信,做了自我介绍,并赠送了我刚出版的《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最新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和《苏联最新电影歌曲100首》3本新书。半年后,我收到了对方寄来的《苏联妇女》1990年第10期,这一期的“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专栏成了“薛范”专栏。编辑部写道,我们这个很受欢迎的栏目“不久前得到了最为珍贵的反响——收到了薛范的来信,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译者的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薛范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翻译苏联歌曲的工作。”

我们的话题就围绕这些资料展开。我这才了解到,这一专栏就是左贞观和他夫人娜塔莉亚·帕纳修克策划并编写的。“苏联人民喜爱的歌曲”这个专栏只有中文版《苏联妇女》才有,编辑部知道中国人喜爱苏联歌曲,陆陆续续推荐了三四十首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新歌。当时,连我这个专门从事歌曲译介和研究的人都对50年代以后的苏联歌曲状况一无所知,这些剪报资料让我真有“如获至宝”之感。

有了这个话题,我们一下子就去掉了陌生感。有了第一次接触,就有了以后一次次在上海、哈尔滨等地举办的音乐会、研讨会上的见面。最难忘、最感激不尽的是2007年我访俄时,他为我们安排了和苏联歌曲大师巴赫慕托娃会面。我翻译介绍过她的许多作品,她是我们俄苏歌曲乐友们高度崇敬的音乐家。左贞观圆了我的梦。

2.是命是运逢其时

左贞观194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他姥姥是定居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姥爷是中国人;他母亲是混血儿,嫁了个丈夫还是中国人。所以轮到第三代,只能说血统上是1/4混血儿。其实论相貌,我看不出左贞观有什么“洋味儿”。

左贞观的父亲原是常州人,抗战时期被分派去新疆伊犁服务,在那儿和一位混血女子结婚,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此后半年之中,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那一年真是喜上加喜啊。祖父给孙子取了个中国名字“左贞观”,父亲给儿子添了个洋名“维克多”,即“胜利”的意思。后来左贞观的俄文名字就叫“维克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全家移居上海。左贞观的父母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们并不从事音乐工作,但是喜欢欣赏古典音乐。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俄罗斯音乐和苏联歌曲情有独钟,自然也影响了幼小的左贞观。父亲还请了一位俄籍钢琴教师教他弹钢琴。

13岁时,左贞观考进了上海市少年宫管弦乐队,主动要求学拉大提琴,因为这是他父亲喜爱并一再提起的乐器。第一次参加排练,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曲,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即使在现在,一提起这个话题,左贞观就动情地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排练之后,就好像遭到电击一样,晕过去醒过来,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疯狂地喜欢音乐,对我以后的专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音乐成了我的生命,像呼吸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他勤奋地学习读总谱、作曲、乐队配器,那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全身心和音乐融合在一起,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记忆。

左贞观爱读苏联的文学作品,尤其迷上了苏联电影,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看着苏联电影成长的。至于苏联的音乐片,那更是钟爱有加,例如歌剧影片《叶甫根尼·奥涅金》,只要哪家电影院在放映,他就赶过去,前前后后看了15遍。俄罗斯文化中的唯美在他少年时期赋予他一个新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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