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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诗界的翻译、传播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20日 02:00:37

书评:《中国古典诗歌在法国诗界的翻译、传播

这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典诗歌法译本在法国诗界的接受史,时间跨度是从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这是一项宏大的研究工作,不仅囊括各种各样的中国诗歌法译选集,而且涉及到了一些散落在选集之外的诗歌以及它们在西方法语文学界的接受情况(从这一点看来,本书的法语题目似乎略显谦虚了些)。事实上,法国诗界先从发现中国诗歌开始,最初的印象是充满异国情调的;接下来对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诗歌创作艺术逐渐为一些法国诗人所效仿,从而对法国诗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法国读者不仅接触到了一些比较陌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而且了解到了一些不太熟悉的诗歌格律。譬如说,《诗经》中的四言诗或是六朝的五言诗。还有中国的古诗,绝句或其他简短的诗歌形式,有时候读者会与日本的俳句相混淆,这些都给欧洲的诗人带来了新的创作理念。

本书的作者一直追溯到路易十五时期,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不再满足于绍介中国的神学和哲学问题,同时向法国皇室和文学界介绍他们极为不熟悉的远东文学。杜赫德神父就是先驱之一,他不仅指出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独特之处,而且着力介绍象屈原和李白这样著名的中国诗人。传教士首先做的是对《诗经》的译介工作,因为对于中国人、至少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这本诗集是中国文化的摇篮。继传教士之后出现了一些汉学家,与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出于更好地传播“真正的信仰”的目的不同,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是纯学术的。在这些汉学家里,最值得一提的是雷暮沙(1788-1832年),在他的协助下,《诗经》的拉丁译本得以顺利出版;他还在讲解汉语语法时举例分析了《诗经》的格律。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更值得称道的是安德烈·舍尼埃,他可能是法国第一位真正接触到中国诗歌的诗人。

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可以说是诞生在十九世纪,在这个时期法国的作家特别是诗人得以从中国的诗歌中汲取灵感。在最初一批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译本中,作者首先提到德理文翻译的《唐诗集》,出版于1862年;之后提到儒莲的翻译,他对中国的传统戏曲很感兴趣;作者重点谈论的是茱迪特·戈蒂埃(法国著名诗人奥菲尔·戈蒂埃的女儿)翻译的《玉书》,她无疑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了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古典诗歌译本。考虑到中国诗语言的独特性以及翻译中国诗歌的诸多特殊困难,王瑜提出了一个最基本又常遇到的问题:翻译是要忠于每个字的意思还是重在传神达意?所有的译家,不管是汉学家,专业的译者,诗人兼业余翻译还是传教士,他们都各自确立了自己的翻译目标,虽然有时在译本的构建中会出现自相矛盾之处。

这些译家在某些作品或某些诗人上的取舍值得玩味。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全部或部分照搬一些中国诗歌选集,有时候他们也会集中翻译某一个诗人或者某一朝代的诗人(经常是唐代),甚至是某一主题的诗歌(爱情、流亡、哀歌、颂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典诗歌浩如烟海,在翻译之前首先需要进行一番选择。

十九世纪末期是法国对中国文学与诗歌进行学术式研究的重要时期。这也是传教士时代的没落期,虽然其真正告终要等到二十世纪中期,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传教士才在中国绝迹。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顾赛芬可以与英国的理雅各相提并论,他们均致力于翻译中国经典(其中就有《诗经》),虽然他们二人对诗歌的热情比较有限。

这个世纪的重大事件是出现了一批诗人,浪漫派或学究派,甚至是巴纳斯派或幻想派,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阅读到中国诗歌译本并从中汲取灵感。作者在此着力指出这一时期的汉学学术工作对诗歌翻译的协助和促进作用。在这一新的学术环境下,法国诗界对汉语以及中国诗语言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在法语的诗歌创作中逐渐出现了一些中国诗语言的表达形式以及常见的中国诗歌主题。中国诗语言的影响由此越来越大,昭显于众多法国文学作品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中,首先要提到路易·布耶—福楼拜的知己—他对中国诗歌充满浓厚的兴趣,甚至从许多“似是而非”的中国诗歌译本中汲取灵感,而这些译本其实是从上文谈及的《唐诗集》中汲取灵感的再创作。另外要提到埃米尔·布雷蒙(1839-1927年),继布耶之后不久出版了《中国诗集》,是从德理文和茱迪特·戈蒂埃的翻译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另外还有很多诗人,如今虽然几乎被历史遗忘,但是他们在当时曾经一度笼罩在文学的光环之下,他们对中国诗歌的兴趣尤为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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