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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1月15日 08:06:59

崔卫平 學人Scholar

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

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原名查海生,当代青年诗人
文 |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将海子与王小波联系起来,起码有这样一些表面上的原因:第一、同样是对于写作拥有巨大热情、以命抵命的那种,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为了写作而献出生命也是可以的,但是两个人在生前都只是出版了有限的作品,海子是1988年的长诗《土地》,王小波则是1994年的《黄金时代》,可以说他们在生前都没有享受过作为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的尊贵名声。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对某些人十分苛刻,对另外一些人又十分慷慨。王安忆在纪念巴金的文章中说自己被时代“宠坏了”,显然这两个人不属于此类。
第二个明显的相似在于:对于这两个人的作品所作的反应,圈外的人比圈内的人更加敏感和踊跃:王小波生前与所谓“当代小说界”、小说家们来往很少,以圈外人自居;海子虽说在所谓先锋诗歌内部是“老面孔”了,所有该知道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天才诗人”;但是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却较迟迟没有出现。直到他89年去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关于海子比较有力的评论还为数甚少。而同样,在王小波去世之后,那本最早出现的关于王小波的评论集《不再沉默》,作者大多是学界中人。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至目前,对于王小波的完整评论在专业文学批评家的笔下仍然很少出现。相比之下,王小波在一般读者中所获得的欢迎,所引起的“迷狂”,是有目共睹的。李银河有一篇文章说“王小波成了一类人的接头暗号”,是很生动的表达。
指出这个事实并不想要批评我们的评论界,而是想指出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两个人的作品之所以在一般读者中引起深刻影响,是否是因为这两个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触动了有关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脉搏中某些深处的东西,触动了与每一个人有关的重大的东西,而对这些东西的处理,文学批评家并不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特权或者更加擅长?所以前者的反应有可能比较迟钝一些,相反,读者们则更为敏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本人是肯定的。在下面,我试图加以论证的是,这两个人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现代性”、更为具体来说是“审美现代性”的品格?提供了不同的范式?
这里所说的“文化和审美的现代性”,首先是沿用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性”的区别,在这个区别中,“社会现代化”主要由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来代表,“文化现代性”则意味着在韦伯“除魅”的前提之下,即一种高高在上、不可置疑并贯穿一致的整体世界观崩溃之后,自然、社会和主体之内这三者得以独立地发展出自身的文化意义,而不再是互相依存和依赖。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主要体现为某种强烈的自主性,任何力量不再能给出文学某种特殊的任务或者使命。文学是个人想象力的结果,是由作品内部诸种元素组合起来的小宇宙,所创造的是另一种真实,它不能等同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现实;对于作者的想象力来说,所谓“日常现实”并不具有前在的优越和权威地位。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在海子的诗歌和在王小波的小说中,都没有提供现成的有关现实的描写,没有出现直接令人想起现实生活的意象或者画面。他们都不是处于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当中。
所谓“文化和审美的现代性”,也是借用丹尼尔·贝尔以及美国美学理论家卡林内斯库这样的框架:即“文化与审美的现代性”,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它处于与现存秩序、流行见解、社会主导理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绝决姿态。它与“社会现代化”的工程有着不同的诉求,是不同步的。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卡林内斯库这样介绍这种“现代性”——“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直到自我流放。”当然,这样的框架不可以简单套用,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比较成形的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令中国作家感到紧张的、成为某种障碍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构成了他们感到疏异或者与之决裂的对象。而实际上,这两个人本身还有巨大的差异。

崔卫平: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
先说海子。四川诗人钟鸣在纪念海子的文章《中间地带》里认为,“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一个是单调乏味的小镇”,一个是“首都”这个“精神上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而海子则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代言人,在判断的法庭上相互审查、挑剔、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每一个弱点和纰漏”。如果将钟鸣所说的“小镇”改为“乡村”,那么我则同意这样的说法,往返于这两个地区,感受着两个地区的不同面貌,比较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海子精神危机的重要来源。
无疑,海子诗歌的抒情性质来源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乡村生活的某些意象,如“雨水”、“村庄”、“河流”、“麦地”,他甚至会把笔下的女性弄成“姐姐”这样的抒情元素,但是海子从来不是一位田园诗人,不是一位牧歌诗人,他来自乡村,但并不是一位乡土诗人。他的笔下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宁静、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场景,找不出海子有一首诗描写了某一个生动甜美的乡间生活瞬间。相反,他笔下的乡村和土地,都处于某种激烈冲突当中,并且在这种冲突中感到失败、无能为力和绝望。
这从他写于1987年的长诗《土地》中体现得最清楚。这首长诗有十二章,与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相对应,但是却并没有出现与此相关的一年四季的景色。但是,采用一年下来十二个月的结构和节奏,与这首长诗的主题恰恰是十分吻合的:它意味着一种循环,意味着一种周而复始,不仅从起点奔向结局,而且再由结局奔向起点。但同时要说,这是一种封闭的循环,是被囚禁的循环:在土地上一年四季发生的故事仅仅停留在它自身之内,毫无出路和前途。一方面,是“种子”的不断打开,是无穷的生长,是年复一年的涌出、涌现;而另一方面,“种子”打开之后重新变为(他称之为)“尸体”,是曾经出现和上升的东西重新复归于泥土。“泥土反复死亡,原始的力量反复死亡”。而究竟什么东西赋予这出周而复始的循环戏剧毫无出路的绝望色彩?
这首长诗的还有一个短暂的题记:“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够代替它吗?”这里清晰地表达出构成与土地巨大冲突的并企图代替它的,是被称之为“欲望”的东西。在这首诗的不只一个部分,都提到了这种“土地”和“欲望”的冲突。不难见出,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可以看作是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的冲突,更确切地说,是城市对于乡村的背叛和剥夺,是乡村被无情地遗弃和遗忘。
“现代人 一只焦黄的老虎
我们已丧失了土地
替代土地的 是一种短暂而又抽搐的欲望
肤浅的积木 玩具般的欲望”(《第十二章·众神的黄昏》
这里用了“肤浅的积木、玩具般的欲望”,来形容与土地相对立并取代土地的那种东西,的确是行走在“两者之间”的人,经过反复比较,才能获得的视野。而海子本人无疑是站在被遗弃者一边的,他的同情倒向“乡村”或者说“土地”这一头。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叙述着的是土地的“悲惨”、“荒凉”、“痛苦”。这首长诗的两个章节有两个用了这样的标题“土地固有的欲望和死亡”(第三章)、“土地的处境和宿命”(第十一章)。
有两个出现在海子诗歌中比较特殊的词汇,可以进一步支撑海子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中,看待“乡村”或者他所说的“土地”。一个是“农业”、一个是“粮食”。这是在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用语。把“土地”看作是“粮食”(一个商品交流的词汇)的来源,把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大地称之为“农村”,把一套更为复杂的、带有多重色彩的事情统称为“农业”,这样一个非常减缩的眼光,是伴随着五十年代中国工业现代化以来才开始有的。而一旦“农业”、“粮食”这样的词汇出现,同时又产生另外一些与之相关的词汇,比如饥饿。他笔下的“饥饿”,可以当作某种“危机”的信号来读。
然而同情归同情,现实归现实,海子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已经不再能重返乡村,不能重返赋予他生命的土地,土地已经从他生活中逐渐消失,变为他的记忆。一般人或许只是偶尔地想起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但是诗人所要求的忠诚和忠实,所追求的生命的连贯与一致,使得他离开土地这件事情,成为他精神危机的一个来源。他写道:“背叛亲人已成为我的命运/饥饿中我只有欲望却无谷仓”。“只有欲望而无谷仓”,是他在城市生活获得的观察和经验。而这时,“土地”和“亲人”就像从他的体内分离出去的一块大陆,无目的地、无人知晓的漂流下去。他这个人由此而彻底分裂。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则一半是抒情、柔情,一半是他称之为“暴力”(一种与理智有关的语言暴力)(“土地对于我是一种束缚也是阴郁的狂喜秘密的暴力和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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