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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桂花》谈中国,也是在谈我自己和

作者: 文学驿站 发布时间: 2020年01月07日 20:45:15

2019年岁末,在上海锦江饭店,阿多尼斯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在踱步。标志性的红围巾让记者一眼认出了他,由于离约定采访的时间还早,打过招呼后,记者没有过多打扰他沉思的时间。

是的,阿多尼斯总是在沉思,以及记录——他随身携带笔记本。实际上,作为享誉世界的大诗人,阿多尼斯一生都在沉思。

阿多尼斯

1930年,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的阿多尼斯出生在叙利亚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滨村庄。贫穷与封闭的故乡,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缩影。幸运的是,阿多尼斯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导下,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世界。

然而他由内而外感到逃离的必要。1944年,决定命运的时刻如同戏剧桥段一样到来:叙利亚首任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来到阿多尼斯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考察,14岁的阿多尼斯为他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在城里的法国学校读书。阿多尼斯由此得以掌握法语,进入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随后,阿多尼斯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期间因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被牵连入狱一年。1956年,结束服役后,阿多尼斯只身前往黎巴嫩,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宣布与埃及联合,爆发与英、法、以三国的战争。“短短几分钟,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薛庆国《风与光的君王》)

在贝鲁特,他与诗人优素福·哈勒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变革意义的杂志《诗歌》,又担任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1973年,他完成并出版了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阿多尼斯移居巴黎,在西方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并先后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等一系列文学奖项。同时,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甚至2016年还闹出过乌龙得奖事件。

算上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的这次,阿多尼斯一共有过八次中国之行。2018年9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他辗转于北京、广州、成都、南京以及皖南等地。最后的皖南之行,让他印象极为深刻,一路上多次表示,要为这次中国之行创作一首长诗,题目就是他钟爱的“桂花”。

原以为这只是外国人的赞美和客套之辞,没想到一年后,他真的完成了。长诗《桂花》(译林出版社,2019年11月,薛庆国译)由50首相对独立而由内在联系的诗篇构成,里面既有中国人熟悉的孔子、黄山、丝绸之路、佛陀,也有与我们全然不同的视角和思考方式。

与《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有明显不同,《桂花》很好地解释了阿多尼斯为何被称为“思想家诗人”以及“多重批判者”。从题目大概可以看出,前两本中译本诗集在出版策略上比较面向市场,诗歌文本的选取多偏向于抒情、轻盈甚至带着些许浪漫主义哀愁的作品。然而《桂花》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在篇章结构上无法变动,基本保持了阿多尼斯思考的原味。

阿多尼斯:《桂花》谈中国,也是在谈我自己和

阿多尼斯最新中国题材长诗《桂花》,译林出版社,2019年11月,译者薛庆国

在《桂花》里,阿多尼斯为现实写诗,为历史写诗,也为人类和未来写诗。他眼望着桂花,心里却是“地中海东岸生息的人们”。在批判审视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与传统的同时,他也时刻对西方文明和现代社会的机械、自动等特质保持警惕。

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靠着身份和标签博取同情、关注的诗人。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民族和文化是他审视的核心对象,然而这一切都是以他站在人类这边为前提的。当然,诗歌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和突破保证了这些思想、观念落地生根,而不是沦为空洞的口号。

在阿多尼斯看来,如果诗歌只是对现成思想进行诗意的表达,那不过是对现成思想的翻译,对已存在事物的再生产。

“这样的话诗歌就沦落为工具了,也是意味着杀死诗歌,诗歌就变成了服务于既存事物的工具。而这恰恰是一些官方机构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对既存事物的维护与赞美,而不是超越和变革,后者恰恰是诗歌的深意所在。哪怕今天的世界是美的,诗歌依然要追求超越和变革,因为诗歌旨在更美。”阿多尼斯说道。

阿多尼斯:《桂花》谈中国,也是在谈我自己和

阿多尼斯与他的中文译者薛庆国。

【对话】

用电脑写作是一种双重背叛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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